引言
1968年，美国官员与张国焘进行了一次非常秘密的会谈，双方讨论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。虽然那次会谈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，但24年后，会谈的内容被公开了，其中一段预言特别引人注目——张国焘准确地预言了邓小平的崛起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。
这段对话让人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张国焘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比大家预想的要深刻得多。张国焘是怎么看待邓小平的呢？他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预测为何如此准确？这些问题直到很多年后才慢慢被人们发现。
张国焘晚年的日子
1948年11月，随着解放军在辽沈、淮海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，蒋介石开始安排人员撤离台湾。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带着全家逃到了台湾。但蒋介石对张国焘并不关心，甚至不想让他去台湾。
毛人凤对张国焘说：“你要是去了台湾，不如留在大陆。如果留在这里，我们在共产党里就多了一位老朋友，这样对咱们更有好处。”张国焘对这个结果完全没有预料到。
毛人凤坦白说道：“这是老蒋亲自下的命令。”尽管张国焘明白，蒋介石对他已经不再看重，但他此刻别无选择，只得硬着头皮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了台湾。
张国焘一家到了台湾后，起初住在一家招待所，等着国民党那边的安排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，始终没人来过问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带着家人悄悄离开台湾，去了香港。
1949年冬天，张国焘来到香港，化名“凯音”。不久后，他创立了“民主战斗同盟”，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同时，他还创办了《中国之声》杂志，担任主编，每天撰写评论和专题文章，以此维持生计。晚年时，张国焘对共产党感到无奈，对国民党也失望透顶。
在香港，他与一些第三方势力的人交往密切。有一次，在与程思远喝茶时，张国焘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思远，以前我们搞政治总是扮演一些小角色，没什么意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参与这些了。我们的孩子应该堂堂正正地成长，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。
过了不久，张国焘和杂志社内部产生了分歧，于是他主动辞去了社长的职位。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全球的黄金价格开始上涨。张国焘虽然不懂金融，但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于是他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一共五千元美金，跑到香港的金融市场，开始尝试做黄金生意。
没想到，朝鲜战争很快结束了，金价一跌到底。转眼间，张国焘的血本都赔进去了。
一家五口人全靠大儿子的工资勉强生活。无奈之下，张国焘萌生了返回大陆的想法。
1953年春天，张国焘通过出版界的朋友陈先生，联系上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金饶如。他表示，看到中国共产党让祖国得到了解放，心里非常激动。现在在香港，他感到很孤单，希望能回到北京，回到党的怀抱，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。
新华社香港分社把这封信上报后，张国焘还让人给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总理写了一封信，通过中间人转交给黄作梅。信里提到：
经过这几年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，在大家的带领下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，全力以赴，弥补过去的不足。
黄作梅迅速将信件转交给了华南分局，并进一步送到了党中央。过了两三周，刘少奇给出了答复：张国焘如果愿意回归，党中央表示欢迎。不过，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张国焘必须先写一份报告给党中央，诚恳地反思自己过去的错误，包括坚持错误路线、反对党中央、造成党中央分裂以及最终背叛党的严重行为，并明确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。
然而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张国焘没有接受这个条件。
尽管如此，张国焘还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。1955年，他通过在香港的朋友向政府请求，希望能把他二儿子送到广州的中山医学院学习。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五年后，他的儿子顺利毕业，回到香港成为一名医生。
1958年10月，张国焘通过他人向中央表达了愿意为中国政府做事的意愿，并希望能得到一些生活补助。毛主席和刘少奇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一致，他们明确表示，如果张国焘能与美国人断绝关系，就可以给予他生活补助。
中共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劝说张国焘不要与美国中情局的人联系，但他还是没有接受这个建议。
那时候，张国焘和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位讲师罗伯特·博顿关系很好。博顿为了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兴起的书《张国焘自传》，经常跟着张国焘。
然而，张国焘还是没有接受这个条件，最终放弃了回大陆的机会。
朝鲜战争结束后，中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，让世界刮目相看。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张国焘，希望他提供一些关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历史信息，并承诺采访结束后会给予优厚的报酬。
张国焘想尽办法，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们。美国驻港总领事拜访张国焘，大约有20多次。
从那以后，张国焘的生活有了转机。美国堪萨斯大学请他写回忆录，每月给他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用，但要求他将英文版权交给学校。张国焘同意了这个提议，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了将近一百万字的回忆录。
1965年，香港的《明报周刊》开始连载张国焘写的回忆录，书名叫《我的回忆》。张国焘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后，决定搬到美国去生活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也常常有美国官员来和张国焘交流。
张国焘曾经预料到邓小平最终会重新出现。
在红军长征前，张国焘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相当出色。然而，自从红军主力会合后，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，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，他企图利用武力迫使党中央屈服，从而掌握党内的重大权力。同时，他还反对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的策略，最终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。
1937年起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进行批评，但张国焘心里一直不服气，他拒绝承认错误，并最终选择背叛了党。
1938年，张国焘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逃到了重庆，投靠了蒋介石。之后，他加入到了国民党的军统和设计委员会等工作单位，但在这里他依旧不太如意。
张国焘到了香港后，美国政府觉得他挺有用，就想让他帮忙了解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信息。于是，美国那边的一些部门就主动联系他，希望他能谈谈对红色中国局势的看法。
张国焘虽然远离了政治圈，但他依然关心着大陆的动态。
1968年10月21日，有三位美国人专门来采访他，想听听他对大陆的现状有什么看法。在那次谈话里，张国焘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。
很久以前，在五四运动期间，张国焘和毛泽东就认识了。在中共一大上，他们一起参加了会议。之后，两人都在苏区担任过红军的重要领导人。在长征中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执。虽然他们是同志，但也是对手，张国焘对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。
不过，从客观角度来看，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非凡的魅力和政治才能。作为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者，毛泽东对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。而张国焘则认为，四人帮那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，年轻的革命接班人反而成了累赘，不能胜任工作。
当那些激进分子退场后，中国将迎来一段平稳时期，由务实的领导者掌舵。
张国焘也大胆地表达了他对毛主席选定继承人的看法。
他认为林彪是一个不容易让人喜欢、也很难一起共事的人。林彪之所以被选为接班人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多年的下属，对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忠诚。不过，林彪在政治方面确实缺乏天赋，而且他总是更看重军事方面的利益。
在毛泽东去世后，张国焘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做出了大胆的猜测。他认为，接班人林彪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魅力和政治才能，所以在林彪掌权后，他可能会更依赖周恩来。林彪和周恩来可能会合作得很好，因为林彪需要周恩来的支持以及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专业知识。
在张国焘看来，周恩来是个不错的领导者。在他带领下，会有许多实干家涌现出来，推动国家的发展。同时，他认为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，比如江青、陈伯达和康生等人，很快就会失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。
张国焘认为康生是个不起眼的人物，对政策和经济都不懂。相比之下，像刘少奇、邓小平这样的人，迟早会回来，因为国家治理离不开他们的经验和组织才能。
张国焘认为，当前影响中国的因素主要在国内，而非国外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关注国际关系，因此外交事务并非当前的重点。在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交往中，毛泽东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。
张国焘的观点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也让美国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在政策上，比如他对中国的外交判断，确实有助于减少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。
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会复出，不仅仅是张国焘个人的判断，也是大家一致的看法。因为邓小平作为领导人，他身上的魅力和政治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
邓小平的治国之道
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他的为人之处主要体现在他的智慧、勇气和远见上。实际上，邓小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态度和方法，也是他成为一位伟大治国理政者的智慧体现之一。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动员老百姓参军并不简单。为了激发大家的热情，他们会先做很多宣传工作，比如组织军人家属开会，或者举办军民联欢活动。
这样做不仅能让老百姓更好地了解革命理念，还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，从而拉近了人民军队和群众之间的距离，改变了他们对军队的看法，也让招兵工作变得更加顺利。
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是邓小平在做群众工作时特别看重的部分。
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国家的政治生活需要邓小平作出更多的决策和考量，不可能再在一些具体事项的细节上花费太多时间。但从一些事情中，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丝不苟的特点。
他在规划职工住宅时，强调要装好水管和煤气管道，还要考虑到职工洗澡的需求，这样可以提升他们的居住舒适度。
桂林的一个小化肥厂把山水弄得脏兮兮的，邓小平对此感到非常难过，他强调必须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还对提升黄山的旅游品质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。
据说，一些曾经跟随邓小平工作的人回忆，邓小平在做出重要决策后，往往放手让下属去执行，不轻易干涉，也不过多地指点具体细节，而是给下属足够的空间，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根据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的说法，邓小平同志在工作中既严格又灵活。对于重要和关键的问题，他管理得很严格；而对于具体的工作和日常事务，他则给予足够的自由空间。
邓小平在工作中巧妙地结合了重视和不拘小节两种态度，关键在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。
邓小平是中国的一位伟大政治家，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。大家都知道，邓小平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，邓小平复出既是历史的选择，也是人民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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